钧日阁：心理服务机制之构建（4-2）

涉法涉诉群体心理服务机制之构建 （连载4-2）

河北法学（核心期刊）2015年12期全文刊发   

摘要：本文从关注涉法涉诉群体心理问题的角度，阐述了执业律师对该群体辅助于心理咨询服务的社会意义，探讨了如何识别心理服务对象，介绍了匹配该群体的两种心理咨询疗法，辨析了法律服务与心理服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司法部门协同开展法律服务与心理咨询服务的共建设想。

关键词：执业律师  涉法涉诉群体   识别服务对象  心理咨询方法  服务机制

作者简介：冯路钧（1969-），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钧日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工程师，工学、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研究方向：刑事辩护与代理、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及涉法涉诉群体精神卫生保健。

 

二、律师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范围

理论上讲，根据是否具有典型精神障碍症状可以把心理活动分为“心理正常”和“心理异常”两类，心理正常是指具备正常功能的心理活动，或者说是不包含有精神障碍症状的心理活动，这种划分的目的是区分病与非病。在心理正常的范围内，心理活动又分为“健康心理”和“不健康心理”，健康的心理活动是一种处于动态平衡的心理过程；不健康心理活动涵盖一切偏离常模而丧失常规功能的心理活动，是一种处于动态失衡的心理过程。区分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明确心理咨询服务的对象范围。

（一）、心理异常当事人应及时转诊或转介

心理异常，是指具有典型精神障碍症状的心理活动。国际疾病分类ICD-10将精神和行为障碍分为十一类，具有这些症状的求助者不属于专业心理咨询师的服务范围，这一类的当事人更不属于律师的心理咨询对象，遇有这一类当事人应及时建议转诊或者转介。这里介绍两类常见的精神障碍表现，并给出其基本识别方法。

1、妄想型障碍

妄想型障碍突出表现是出现单一或者一整套相关的妄想，持久甚至终身存在，妄想内容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个别伴有幻觉，有时人格可以保持完整，并有一定的工作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对于这类当事人毫无疑问需要予以药物治疗，另外鉴于该类当事人在发作时期基本没有自知力，律师不但不能对其进行心理咨询，而且对其面临的法律纠纷建议也应仔细识别真实性和解决问题的可行性，以优先开展药物治疗为原则，解决法律纠纷适当延后。

案例3，丙某，男，50岁左右，汉族，务农，住沧州东光县，原籍辽宁，河北省涉法涉诉中心上访人。自诉其务农耕地时捡到一张光盘刻有不法内容，后不能摆脱其控制感觉自己有生命危险，每天在固定时间脑子里会伴随着控制者播放录音机而响起声音，多次到公安机关报案但是没有人管因此前来上访。经了解丙某是缠访户。

该案当事人已经出现幻听症状，也有被迫害妄想，其主观认知反应与客观现实严重不统一，其自诉法律纠纷没有真实性，需要立即给予药物治疗。

案例4，丁某，女，50岁左右，汉族，无业，住唐山乐亭县城镇居民，原籍唐山，河北省涉法涉诉中心上访人。自诉其丈夫因劳动纠纷遭遇不公正待遇，其丈夫的弟弟20年前也因遭人陷害被判入监狱服刑，要求给其丈夫弟弟平反，并恢复其丈夫的劳动待遇；丁某自称其丈夫的祖父系党代会一大会议参会者第四号人物并出示照片和报纸予以佐证，自称其家族背景显赫。经律师审阅其丈夫弟弟刑事判决书和其丈夫劳动仲裁决定书等法律文书，未发现其诉称的法律问题，据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丁某常年缠访。

该案当事人常年缠访并夸大自己的地位，这是一种夸大妄想，也是精神障碍的典型表现。其自诉的法律问题是否有真实性，需要组织更多案件资料予以鉴别，因此该案当事人首先应进行药物治疗，再择机对其法律纠纷予以处理。

律师在开展有偿法律服务过程中，很少会遇到此类当事人，但是在涉法涉诉上访群体中带有幻觉、妄想症状的当事人并不鲜见，上述两个案例就在律师接访的同一天出现。判断当事人是否出现精神障碍，最简单、最直接的依据就是观察其是否出现幻觉（知觉障碍）、妄想（思维障碍），一旦出现两种障碍，立即转诊。

2、神经症

神经症并不是俗称的神经病，引发这种症状并不是神经的器质性疾病，而是一种功能性疾病。神经症主要表现为持久的心理冲突，求助者有自知力，可以觉察到或者体验到这种冲突，为此深感痛苦且妨碍心理功能或社会功能。是否具有神经症不是心理咨询师、更不是律师可以轻易下结论的，律师需要识别疑似神经症当事人，根据案情可以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但是不能提供心理咨询，而应转介给专业心理咨询师或者治疗机构。

案例5，戊某，男，53岁，汉族，城镇居民，原籍河北，案件当事人。自诉其家城中村拆迁过程中，自己日常照顾父母较多，但并没有分到较多的安置房和补偿款，为此与兄弟姐妹关系紧张，为了争取权益已经将兄弟姐妹诉上法庭，自己认为一审判决对其不公要求委托律师提起上诉，事情拖了将近两年始终不能平静下来，时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冲动不能自制。经了解戊某所述情况基本属实，一审判决也考虑了戊某的权益并没有不当之处。

该案当事人没有出现幻觉妄想、有自知力所以可以排除精神病一类障碍，根据许又新教授《神经症》提出的神经症临床评定方法，当事人的心理冲突性质符合“变形”的两个特点，即其心理冲突与现实处境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不带有明显的道德色彩。也就是说按照一般人的观点导致当事人不能自制的事情与其内心冲突明显不相称，而且这种小事是非对错并没有明显的道德评判。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患有神经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不宜进行心理咨询服务。从戊某的病程、精神痛苦程度、社会功能受妨碍程度三个方面来看，其患有焦虑性神经症可能性较大，不应再进行心理咨询。最后律师解答了其法律纠纷的疑问，做出不宜上诉的建议，在沟通比较顺畅的情况下提醒其可以尝试找专业心理咨询师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心理正常的不健康心理状态当事人是心理咨询服务的主要对象

心理正常者的心理冲突根据性质的不同区分“变形”和“常形”两种状态，心理冲突的“常形”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与现实处境直接相联系，涉及大家公认的重要生活事件比如离婚案件当事人对是否离婚的内心冲突，另外一个是冲突带有明显的道德性质，比如离婚案件当事人对离婚或者维持婚姻任何一方都可以做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的评判。常见的心理不健康状态包括一般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都是由现实因素激发，内心冲突属于常形，这是本文关注的对象。还有一种心理不健康状态是神经症性心理问题，或者叫可疑神经症，内心冲突是变形的，其冲突并不带有道德性质比如对日常起居时间的反复纠结等，因为非专业心理咨询人员难以与神经症区分，统归为变形冲突类别不宜提供心理咨询。

案例6，己某，女，32岁，汉族，私营工商业主，原籍河北，案件当事人。自诉其租赁商场专柜开展经营，新装修的柜台因商场消防设施故障被冲毁，经营货物也被大量污染。协商赔偿过程中商场经营者和建筑物业主互相推诿责任，长达两个月不能达成一致赔偿意见，最近一个月以来，内心非常焦虑，寝食不安，担心事情解决不了自己损失进一步扩大。经了解己某所述基本属实，另其诉求主张远远超出法律可能支持的数额。

该案当事人己某内心冲突是由具体的现实因素引起，持续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情绪反应能够自控，社会功能并没有严重受损，关键的是情绪反应仅限于商业纠纷，没有涉及到类似、关联的其他因素，实践中通过焦虑自评量表测评焦虑程度为中度焦虑，因此考虑为一般心理问题。通过律师解答其法律问题，并通过心理咨询辅导，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能够更加理性的处理其纠纷，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化。

案例7，庚某，男，65岁，汉族，退休职工，城镇居民，原籍河北石家庄，河北涉法涉诉中心长期群访户负责人。自诉其为城中村居民，拆迁安置后已经住上回迁房，但是房产证长达近十年办不下来，居民推举他为代表处理此事，经过与基层政府协商、房产行政机关沟通、法院起诉等多个环节，始终不能解决问题。庚某情绪异常激动，认为不能办理房产证一方面是开发商和贷款银行的责任，另一方面跟包括区政府、市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和包括房管局、国土局、检察院、法院等在内的多个机关贪污腐败有关，自述大家制定了上访原则包括不针对具体办案人员等等。经了解本次群访是由六名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陪同、二十多名回迁居民共同来访，房产证不能办理是因为开发商用回迁用地抵押贷款而不能还款导致土地被查封有关。

该案当事人庚某的内心冲突是由具体的现实因素激发，冲突性质为常形，根据其归责模式反映出类似的、相关联的因素也是激发其情绪的因素，推断其反应对象已经泛化，虽然持续时间较长，但是上访控制在自定原则之内说明其社会功能并没有严重缺损，排除可疑神经症认定为严重心理问题。律师通过帮助其分析案件各个环节，理清了办理房产证的必要条件，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最后上访者动员群访人员主动撤访，避免了一场群体性对抗事件，得到省司法行政机关的高度评价。

通过判断心理冲突性质的常形状态，结合情绪反应程度、持续时间长短、冲突是否泛化等三个要素，可以有效识别心理正常中的不健康心理状态。对于该类当事人，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咨询，一方面依法化解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能够从根本上实现了息诉解纷。   

冯路钧主任，工学学士、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一级律师，中级企业法律顾问资格、高级证券从业资格、高级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中国民主同盟河北省委委员、民盟河北省社会法治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河北宣传交流和文化建设委员会委员、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校外兼职教师、河北政法学院法律系外聘兼职教授、南开大学MBA校友会理事、南开大学石家庄校友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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